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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洗錢盯上電商、虛擬幣、房產經紀 反洗錢加碼進行

2019-05-20 11:12:32    來源:    點擊:

摘要: 5月15日,因與身份不明的客戶進行交易、未按照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等違反反洗錢相關條例,匯潮支付收到央行上海分行開出的630萬元罰單,成為第三方支付機構因

         5月15日,因與身份不明的客戶進行交易、未按照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等違反反洗錢相關條例,匯潮支付收到央行上海分行開出的630萬元罰單,成為第三方支付機構因反洗錢不力收到的最大罰單。

處罰的力度與其危害成正比。

影視劇中,洗錢總與販毒、走私以及黑社會等違法犯罪活動聯系在一起,通過眼花繚亂的操作,將非法所得的“臟錢”(Dirty Money)洗白(使其看似是合法的來源),危及金融秩序、社會穩定乃至國家安全,成為全球公害。

近期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在“北京市反洗錢工作成果發布暨工作研討會”披露的信息可見一斑:2018年,配合公安部門破獲5起公安部督辦的部級毒品目標案件、1起涉案金額高達300余億元的跨境地下錢莊案、19起虛開稅票案件和“4·12”重大騙稅案件,協助偵辦2起跨省涉黑涉惡案件。

且隨著技術手段迭代,洗錢方式也呈現從傳統線下向線上發展、從金融機構向特定非金融領域發展的特點。IMF曾推算,洗錢規模已超過全球國民生產總值(GDP)的5%,已成為恐怖活動的融資手段。

加大反洗錢、反恐融資力度以及協作成為國際共識,境外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反洗錢不力的制裁增多。在中國,反洗錢相關的監管規定則亟待修訂,并有望在今年實現突破。

電商、虛擬貨幣用于洗錢

洗錢(Money Laundering)這一舶來詞,其起源的確與洗衣有關。20世紀初,美國芝加哥的黑社會團伙購置一臺自動洗衣機為顧客清洗衣物,而后將洗衣所得與犯罪所得混在一起向稅務機關申報,將犯罪所得披上合法外衣。

為什么要洗錢而不是用于直接消費?曾從事反洗錢工作的人工智能風控公司氪信科技副總裁高強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洗錢等涉及違法所得往往數額巨大,犯罪分子會想方設法避免引起金融機構的注意,因此要通過各種手段使其形式合法化進入金融體系。

比如四川高縣人民法院近日披露的判決書顯示,被告人邱健為時任宜賓縣常務副縣長汪渝收受賄賂850萬元,虛構工程合同轉入自己賬戶,并幫助汪渝以自己名義購買了20間商鋪,邱健被判洗錢罪。

高強介紹,反洗錢的核心是做好客戶識別(KYC),一是客戶身份識別,二是資金來源及去向識別,資金交易與客戶的行業屬性、經營收入等特征是否匹配。例如小企業出現大量頻繁的資金進出,或是傳銷中較為明顯的層級流動。因此,金融機構在反洗錢中,需要通過各種手段確認客戶身份,并開展盡職調查、大額和可疑交易分析研判。

由于違法犯罪的高收益,犯罪分子愿意為洗錢付出一定的成本。傳統的洗錢方式,較多采用成立空殼公司、控制多賬戶化零為整等方式,例如在一些案例中,犯罪分子開辦書店、古玩店、名酒、名煙店等店鋪,頻繁交易虛增收入。

但隨著現金使用減少,互聯網、第三方支付的發展,線上洗錢方式也愈演愈烈。高強介紹,洗錢需要載體和工具,而網絡支付等電子化手段十分便捷,且成本更低,成為重要的渠道。典型表現是虛構電商虛擬交易,但實際上并沒有真實的貨物交付。

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近期披露的一份刑事裁定書就顯示,被告人在2016年時買下4個電商店鋪用于洗錢,每個店鋪設置一個600元的商品,非法獲得資金流入店鋪對公賬戶,再聯絡取錢手取現,并給予10%的取現服務費。

“電商平臺需要加強防范和分析,大平臺可以把資金流、物流以及數據流匹配進行防范。一些小型電商平臺容易被洗錢分子盯上。”高強表示。

某支付公司反洗錢工程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近年,走私、貪腐、詐騙、毒品等上游犯罪以及國內暴力恐怖活動形勢依然處于高位。非法集資犯罪風險突出,電信詐騙、銀行卡詐騙等犯罪作案手法不斷翻新、升級,其犯罪收益與跨境洗錢活動相互交織,借助離岸賬戶、貿易結算、境外取現以及地下錢莊轉移犯罪所得。洗錢活動向房地產、貴重金屬交易、藝術品拍賣、典當等特定非金融領域滲透。反逃稅、反恐怖融資、跨境異常資金監測、現金管理都成為反洗錢的重要任務。

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由于交易匿名且跨境不可追蹤等特點,也成為黑產、恐怖組織最青睞的支付手段。近期比特幣在2個多月間價格翻番一度超過8000美元。上漲推手有減半周期論、機構投資者入場論等揣測外,大量洗錢交易魅影始終如影隨形。一位幣圈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的確如此。

人民銀行在《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8》中明確指出,加密資產及其交易的匿名性造成大量資金和加密資產的來源和投向不明,為洗錢、非法交易、恐怖融資及逃避資本管制和國際制裁提供了便利。

支付、保險、證券罰單大增

與洗錢手段不斷升級對應的是,監管對反洗錢工作的不斷加碼,罰單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央行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相關資料發現,從2012年到2017年,因違反反洗錢相關條例被處罰的機構從83家增至507家。在“雙罰”要求下,機構被罰人數從32人增至878人,全年罰款總額從1300萬元增至1.34億元。

FATF(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今年4月份公布的《中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互評估報告》(下稱《報告》)指出,2017年因反洗錢被處罰的銀行占銀行總量的6%,被罰款的255家銀行中,有157家是中小型商業銀行,包括農商行、農信社和村鎮銀行,占到了銀行處罰中的61%。

被罰機構類型也越來越多樣。據十字財經梳理統計,2018年央行對反洗錢開出396張罰單,罰款金額1.31億元,銀行、保險、支付機構、證券、農信社、公司、期貨等類型機構分別吃了250張、77張、7張、23張、28張、5張、6張罰單。盡管無論從罰單數以及處罰金額來看銀行業都占到6成左右,但監管力度正在向支付機構、保險、證券加強,且支付機構大罰單多,去年最大一單是九派天下支付的486.6萬元,直到被匯潮支付超越。

專門的反洗錢崗位成為金融機構、支付機構的“必需品”。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合規總監唐凌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反洗錢部是公司獨立的一級部門,團隊人員也均有大型金融企事業單位從業經歷。2018年,在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報送200余份可疑交易報告,并書面報送5份重點可疑交易報告,為有關部門偵破洗錢案件提供線索。

2018年10月10日,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聯合發布《互聯網金融從業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試行)》,首次對互聯網金融機構提出反洗錢、反恐融資義務,并要求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建設、運行和維護互聯網金融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網絡監測平臺。

北京網絡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趙鷂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包括支付、融資、金融信息服務等在內的金融相關業務都應當知道是誰發起的交易,誰是對手方。不僅在金融、類金融領域,發達國家在執行中包括珠寶行、房地產、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特定的行業都需要執行反洗錢要求,例如購房就不能使用現金。

FATF在《報告》中對中國提出需要改進的問題就包括:對特定非金融行業反洗錢監管缺失,特定非金融機構普遍缺乏對洗錢風險及反洗錢義務的認識。

央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行長邢毓靜表示,根據FATF要求,特定非金融機構反洗錢監管已上升到硬約束層級。深圳特定非金融機構數量大、種類多,深圳人行組織協調,要全面摸清會計師事務所、民間社會組織、房地產開發及中介機構基礎數據,與行業主管部門達成共識,分步驟推動反洗錢聯合監管,在互金反洗錢方面,深圳有54家互金從業機構已開展反洗錢履職報備工作,位居全國前列。

反洗錢也要金融科技

洗錢與反洗錢,一直是貓和老鼠的游戲,隨著洗錢手段的線上化,傳統反洗錢監管理念和手段已難以應對復雜的金融局面。

反洗錢工作中,銀行、證券等反洗錢義務機構將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向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報送,這是一項龐大的工作。《2017年中國反洗錢報告》顯示,2017年反洗錢監測中心接收大額交易報告6.3億份,可疑交易報告272.38萬份。

高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反洗錢的一大難點在于數據整合及分析。對于銀行等機構來講,個人及企業的異常需要整合各條業務渠道的數據綜合分析才能發現。當下線上可以7×24小時不間斷交易。對反洗錢監測分析的時效性和處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從海量的數據中發現洗錢線索,無異于大海撈針,當下必須依靠科技手段,監管科技也在不斷推進,AI和大數據技術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利器。

高強介紹,基于大數據整合實現客戶360度數字畫像,通過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實現洗錢風險量化,能夠有效解決反洗錢監測分析中KYC和風險為本兩大關鍵問題。AI科技在反欺詐、信用評分等風險管理業務中的應用實踐,也會不斷推進反洗錢等監管科技的技術落地。

人民銀行曲靖市中心支行就披露,在對“7·18”網絡賭博案資金特征分析時,運用ACCESS數據庫和SQL語言工具,整理出涉案165個關鍵賬戶、27479個關聯對手及21個資金關聯圖,為涉案人員立案偵查提供證據支持。

邢毓靜介紹,在深圳,依托金融科技公司,加強監管科技在反洗錢領域的應用探索,成立智慧反洗錢實驗室,并將改變反洗錢數據孤島局面,實現數據信息共享、穿透式監管及風險預警等一系列目標,引入新一代反洗錢現場檢查系統,快速導入、校驗機構客戶信息和交易數據,編制交易分析模型,提高現場檢查效率。

《反洗錢法》亟待修訂

亟待推進的工作還有《反洗錢法》的修訂。《反洗錢法》自2006年頒布實施以來,中國反洗錢體系逐步完善。但十多年間,反洗錢的規則、理念、技術不斷迭代,《反洗錢法》一些條款已經到了必須修改的地步。

今年兩會期間,包括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王景武、中國人民銀行鄭州中心支行行長徐諾金等8位來自人民銀行系統的人大代表均表示,修改《反洗錢法》刻不容緩。

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行長周振海明確指出,應擴充洗錢上游犯罪類型,建議參考FATF《四十項建議》相關規定,在《反洗錢法》第二條中,將詐騙犯罪、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偷稅犯罪等列入洗錢上游犯罪的范圍,更好地滿足國際反洗錢司法合作的要求。明確特定非金融機構的涵蓋范圍,明確“特定非金融機構”的范圍包括房地產開發企業、貴金屬交易所、律師事務所等非金融機構,同時明確金融機構和特定非金融機構的反恐融資義務。

加大對反洗錢的行政處罰力度、提升震懾力度也成為央行代表以及行業人士的共同呼聲。現行《反洗錢法》的處罰,是對義務機構500萬元、對相關責任人50萬元的罰款上限,以及對義務機構20萬元、對相關責任人1萬元的罰款下限。

FATF在《報告》中指出,相對中國金融行業資產的規模,反洗錢處罰力度有待提高。反觀國際,對反洗錢的處罰動輒數千萬美元乃至上億美元。此外,加強反洗錢信息共享、完善反洗錢部門間分工協調、增加“涉恐名單監測”等也成為代表們的一致呼聲。

唐凌也表示,由于行業特性,特定非金融機構與金融機構良性互動,有利于全行業義務機構全面開展盡職調查和監測分析,提高識別客戶身份的精度和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業金融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為銀保監會2019年發布的1號令,央行發布的2019年規章制定工作計劃顯示,將修訂《金融機構反洗錢監督管理辦法》,修訂《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 保存管理辦法》。這意味著,金融機構反洗錢力度勢必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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